国中的“异乡”:近代四川的文化、社会与地方认同

王东杰/著

2025-11-24

最新章节:后记

书籍简介

本书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区域文化研究,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本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,对近代四川的区域认同、学术源流与文化想象进行了深入的勾勒,关注了清代四川地区移民会馆崇祀中的地域认同、近代四川地方认同与学术自觉,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,以及作为四川重要文化符号的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,既重建了相关的历史过程,又发掘出近代中国区域认同的特殊意义,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首章试读

导言 本书展示了晚清民国一百多年间四川社会与文化史上的几个片段,题材涵盖了从宗教信仰、学术研究到政治斗争等不同领域,涉及的社会阶层则有军人政客、普通士子、精英学人,有时也稍许兼顾下层民众。这些横切面经由许多有形无形、直接间接的线索勾连起来,形成一个彼此交错的叙事脉络,而都可以被归入“近代四川的地方认同”这一大主题之下。不同片段可以连作一气,多少证明,中国思想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——“通”,对于历史研究来说,仍具有极强的解释力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云:“《易》,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“通”与“变”正是一而二、二而一的事情,暗示着“通”似乎把两种貌似矛盾的状态结合在了一起:相异而不隔。因为相异而不得不变,又因不隔而连为一团。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云:“通者,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。”天下事有可“通”者,有“不通”者,然“不通”者实亦可“通”(惟又非“强通”)。[1]或者,用今人的话说,“通”这个字,同时兼顾到了历史的变动和延续、多样和统一。它不是千人一面的“同”,但也并非互不相容的“异”。“通”,处于“同”与“不同”之间。 “通”这个概念,也为本书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。作为一部地方史著作,本书的议题受制于一个有限的地理空间,更多关注的是四川的地方性。这正是地方史的学科特色所在:它并非国史的地方版本,绝不是把国史中的内容在地方层面上复述一遍,即可了事。它所主要关心的是,与全国及国内其他地区相比,某一地区呈现出的历史“差异性”是什么(本书所说的“差异性”,未必是“独一无二”的。详细论说参见后文)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,这一层面的认知尤有必要。它使我们不再把中原或江南一隅视为整个中国的样板,而是令我们看到在“中国”两字之下所包含着的多元性、复杂性和丰富性。在此意义上,地方史研究永远都不会过时。[2]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,地方史在中国勃然兴起,如今已蔚为大观,成为近二十余年中国史学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。四川史研究在其中算不上最为突出,不过也还有不少不错的成果。这一方面是因为,在整个中国文化系统中,四川文化长期保持着极为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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