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里我梦见一条很长的走廊。

走廊尽头有扇门，门后不是宴席，是一块空地，地上铺着旧报纸。

风从远处来，报纸的角翻起来，露出下面被压平的青草。

我站在门口，没进去。

我回头，看见他站在走廊半途，手里拿着一串钥匙，钥匙在灯下亮一下。

我醒来时，桌上的手机在震，是一个“不必要”

的晚饭邀请。

我按了拒绝。

早晨我给孩子做了一个简单的三明治。

孩子穿着那双白鞋，背起包，回头跟我摆手。

我伸手，替她把肩带往上提了一下，手指在布上滑过。

动作简单，但我几乎要落泪。

我知道自己在做的不是伟大的事，只是在执行“可撤回”

的权利：撤回那种把女孩拉去“好看”

的力量。

“晚上不出门？”

他从厨房门口探头，手里拿着一只玻璃杯。

“不出。”

我说，“我们可以把后阳台的灯也换成暖黄。”

“行。”

他举了举杯子，像我们在一张更清晰的桌上碰杯。

玻璃碰玻璃，发出比宴席上更干净的声音。

我们没有变成“圣人”

。

这句话我想写在某个看得见的地方。

我们仍在挣扎，在判断，在处理“更高效”

的试探，在对“见证”

和“检察”

的边界做校准。

只是现在，我能迅速分辨出哪个声音来自旧镜子，哪个来自现在的心跳。

后者更稳。

前者更响。

响的不一定真。

稳的，才可能长。

这是我们白天的剧本。

我们扮演着一对从创伤中走出的、努力重建生活的夫妻。

我们谈论灯光，谈论三明治，谈论孩子的白球鞋。

我们用这些日常的、琐碎的、充满温情的细节，构建了一个坚固的“不在场证明”

，证明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黑暗的地下室。

可到了夜晚，当所有的灯都熄灭，当瑶瑶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沉睡去，他会从背后抱住我，用嘶哑的声音问：“那个习处长……后来还找过你吗？”

我知道，真正的“仍在进行”

，现在才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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